翻了下上野千鹤子强烈地反对生前预嘱的文章：“患上认知障碍症之前写的生前预嘱，能否视为当事人“本人的意愿”，这是很难判断的。因为如果我们将其视为“本人的意愿”，那就意味着写生前预嘱的那个过去的我，给经历变化后的现在的我判了死刑。”“当自我不再保持统一的时候，还去追求自我的同一性，难道不是过去的我对现在的我的一种越权行为吗？”

她同时认为，生前预嘱的推行，一部分原因是拿到生前预嘱之后，医院与家属就同时获得了免责金牌，可以不用再面对生死之间的抉择。
认知障碍者在认知障碍初期所下的（希望安乐死的）决定，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政府对疾病的过度渲染，而害怕自己“没有尊严而死”的人们，也相当程度上接受了“无价值的生”的价值定义。这对当事人本身是不够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