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里也有残疾人。因为助听器的关系她经常犯中耳炎，需要去药店买疫情管控药品——如果她在我的城市，只能花很多时间去社区报备、去做核酸检测才能买到。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不便，如果她独自在上海成为了被管控的对象，无法正常地和各方表述的情况下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才能帮到她…

昨天学校一个社团里吵架了。一个需要定期购买精神类药物的男同学对防疫政策发脾气，顺便骂学校不解决他在家里蹲期间收到的健康宝弹窗导致他不能去医院复诊开药。我无法赞同他在社团群里对无关人员发脾气的行为，我也很不喜欢他的说话方式，但是这的确是一个极大的不便：我本人也已经断药一个月，本应在上周末去取药但是突然地被封闭管理了。我们的这种不便相对于叫不到救护车、约不到透析来说的确是非常微小，但也是一部分人被忽略、被强制牺牲了心理健康。这也是代价，这也是很难谅解的一次强制“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