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在读斯金纳的《政治的视野》第一卷《论方法》。大概是受到老师的影响，我一直认同斯金纳的语境主义：我们不能将一部文本视为抽象的、超越性的存在，既不能用我们的价值观去判断，也不能认为它在面对一切时代的读者述说具有永恒性的命题。文本的作者根本不知道几百年后的读者的观念，文本的作者也不是在对几百年后的读者说话。只有将文本放在作者所处的历史语境中，在明了作者说了什么之外，还要知道作者想借文本做什么，才能真正理解文本。

但是，现在我却对这种做法产生了怀疑。这不是研究上的怀疑——尽管我只是一个文献学者（你什么时候是文献学者了），并不会涉及这方面的研究话题——而是作为读者的怀疑。就拿朱子来说，按照语境主义，无论怎么读朱子的作品，都无法真正理解它。我们必须知道朱子面对的历史场景，比如陆九渊、陈亮的学说，比如南渡以来的政治境况，我们才能知道朱子在说某句话的时候究竟在意指什么。在缺失语境的状态下，只是翻来覆去地读朱子的文本，我们得出的理解可能即便符合逻辑，但朱子根本不会认同，甚至从未梦见。

再说一遍，我对应该这样做研究持无保留的赞同，并且认为不这样做的研究或多或少都有问题。但是，或许走到这一步，我必须承认我就不适合作为一个研究者：我为什么要知道朱子所处的历史语境？
我为什么要读朱子的书？我只是希望从中得到一些「我想知道」的事情，而这和朱子「真正意图的」事情在逻辑上并不绝对重合。确实，语境主义让我们能更接近朱子想说的，并且这一「想说的」内容或许是我们之前从未想到，而能给我们足够的启发。但经典文本的经典性就在于，它不需要这样的手续，也能「告诉我们什么」，即便作者本来并没有这个意图。
或者说，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候，读者其实并不真正地想要知道作者真正想说的事情——作者的历史场景已经消失，作者在那一场景中的行为与读者的生活已经没有关系了——读者做的事情其实是，把作者所说的事情，当成「针对读者的」、「针对读者的时代」所说的话语。

我的怀疑不是在语境主义的研究方法，而是更根本的，比起研究，似乎有对我来说更重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