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魂郊游 @[email protected]

然后翻完后很伤感，感觉我的文献学就是不完全的，因为它说的封面、纸张、装帧之类的我完全不懂。当然我也有很明确的理由，因为我的文献学全是自学的，我几乎没怎么看过古籍实物，更不用说得到老师指导了。在这个时代古籍实物的阅览变得越来越难，大概迟早实物版本学和非实物（抽象？）版本学/文献学是要分家的，实物版本学可能会和文物方面的学科合流，变成某种别的学问吧。
这个时代的文献学的特点是，通过影印和数字化，我们可以见到前人根本无法想象的巨量的文献；但相应的，前人相对比较容易能见到的古籍实物变得非常难以接触（鲁迅能直接从图书馆借一部现存最早的嵇康集的明抄本回家，简直无法想象），书籍开始变成某种抽象的存在。本来和版本密不可分的纸张、封面等问题全部被割裂开来。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所处的这一代是把文献学建立在抽象意义上的书籍的第一代。这意味着什么，不是现在的我能知道的。我知道的只有，我的文献学相对我尊敬的前辈们（伟大的傅增湘啊）必然是欠落的。就像我嗤笑文学和文本的研究者不尊重书籍一样，前辈们也会嗤笑我的文献学也没有回到书籍本身。

稍微整理一下我的观点：就拿王维的《送梓州李使君》来说吧，这首诗的诗题叫什么（有些版本梓州作东川，但不符合当时实际），第三句是「山中一夜雨」还是「山中一半雨」，这些都不影响它是这么一首诗。存在这么一首诗，无论是写在哪里，以什么形式，无论有什么样的变形，都还是能识别出来的。或许这里我应该引用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但是你顾阿铃就没看懂过《哲学研究》所以还是打住吧！这是文学的层面，传统的文学研究者多数只考虑这个层面，尽管他们可能会装模作样地多做一点似是而非的东西。
然后是文本的层面。需要关注这首诗的标题和正文的文字是怎样发生变化的，每一个阶段是什么样的，原型可能是什么样（对古典文学来说，原型基本是无法确定的）。每个层面的文本都有其意义，如果要研究作者和作品本身（文学研究基本是针对此的），那就应该使用尽可能逼近原型的文本；但如果是要研究作者和作品在某个时代的影响，那就应该使用那个时代通行的文本（即便可能有非常显而易见的证据证明那是错的）；而如果要研究作者和作者如何被后世接受和阐释，比对各个时代文本的变化也是重要的一环。文本的层面已经和书籍挂钩了，文本的不同基本取决于所处书籍的不同。
然后是书籍的层面。一首诗被收集在一部诗集中，这部诗集产生了不同的版本，又或者一首诗被收录在了不同的选本中，这些都是有意义的。有些事情是独立去看某一首诗无从知晓的。比如，知道一部诗集的编纂体例，或许就能理解为什么这首诗被作者（或者某个编者）放在了这个位置；又比如说理解某一部诗集的性质，或许能理解某一诗人现存的面貌，有一个我很喜欢的例子：现存的司空图的诗作绝大多数都是绝句，曾经有人疑惑过难道是他特别喜欢或者擅长写绝句？其实不是的，因为他的大概是全部的绝句在南宋时被收录在了一部绝句总集里，而他的诗集本身在那之后就散佚了，这个事实只能通过理解那部绝句总集的存在才能认识到。一首诗位于一本书的某个位置是一个独一无二且有意义的事实，一旦一首诗被抽离了书籍这个事实就会消灭。这里存在着涌现（emergence）。
我所关注的就是书籍的层面，从书籍到文本再到文学，是我坚持的接触文学的途径。理论上来说，我们文献学可以通过从书籍到文本的手段，为每一首诗建立出最逼近本源的一个或若干文本（因为可能有复数种可能性），而最纯粹的文学研究（比如新批评）可以只建立在这种文本上（新批评也是这样自诩的）。不过这里的问题是，第一，这种文本至少在中国古典几乎还没有被建立，尽管大部分文学研究者已经默认建立好了；第二，新批评……已经是很多个时代之前的潮流了。
我所关注的本质上还是抽象的书籍，对我来说书籍是文字以某种特定形式构成的组合体，它的物理性质我不在意，比如，最开始说的纸张和装帧。但还存在着实物书籍的层面，而且就像文本和书籍间隔中存在涌现一样，抽象与实际中也有。比如我曾经见过一部文集，我知道它是拿宋本校过的明刻本，但是因为处理方式很特殊，只看黑白的数字件我无法判断那个校勘者到底对这个书籍做了怎样的改动，我不知道我看见的正文到底是他处理后的结果还是怎么，因此我很难分离出明刻本原书和宋本校记，从而无法进一步判断。金泽文库的白氏文集也有类似的情况，它上面存在一些用白粉的抹消痕迹，几乎是不看实物无法判断抹消前后的文字。此外，比如从书籍的文字完全看不出刊刻时间的书籍，也可以通过纸张的使用大体确定（比如某些纸只在某个时代流行）。这些都是我做不到的。

我不知道后世的文献学是会像我上面说的分裂成抽象和实体两道，还是又会融合回最传统的文献学。如果最终融合了，后世的真正的文献学者一定会觉得我的文献学是不完全的。但我确实到此为止了。